中国海外安全风险 蓝皮书 (2021）

《中国海外安全风险蓝皮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推出的重点研究成果之一，由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主持编写。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于2017年4月和2018年2月先后发布《中国海外安全风险蓝皮书（2017）》和《中国海外安全风险蓝皮书（2018）》，对当年度中国海外安全风险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研判，得到众多关注海外安全的企业、政府部门与研究机构的高度认可。

《中国海外安全风险蓝皮书（2019）》引入大数据与模型分析技术，使风险评估和趋势预判的依据更加严谨，评估结果更具前瞻性。蓝皮书的量化分析体系以通行的国别风险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最佳实践为基础，借鉴国内外知名国别风险研究机构的成熟体系，同时利用德尔斐法和国别风险报告样本进行对比验证。蓝皮书的数据采集来源既包括经济金融类评价体系，也包括社会综合类评价体系，如全球国家风险指数、全球竞争力指数、全球和平指数和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等等。

蓝皮书对2019年世界各国安全形势进行了预测，在大数据与模型分析技术的支持下对17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安全风险评级。安全风险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不稳定、地缘政治威胁、武装冲突、示威游行、社会骚乱、治安犯罪、恐怖袭击、自然灾害、事故疫病、腐败等与海外中资企业密切相关的具体风险。评估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涉及两个计算维度，即年度安全事件爆发的次数和年度安全事件的伤亡人数。在170个国家和地区中，风险等级为“极高”的国家为10个，占全球国家总数的6%；风险级别为“高”的国家为22个，占13%；风险级别为“中”的国家为108个，占64%；风险级别为“低”的国家为30个，占17%。

风险等级为“极高”的国家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委内瑞拉、也门、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这些国家大多位于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绝大多数正处在武装冲突之中，恐怖主义风险很高，如也门和叙利亚都处于内战当中，索马里则有大片领土被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控制。此外，委内瑞拉的风险根源主要是因经济崩溃而造成的恶性治安事件频发，外部制裁和美国等国的武力威胁；伊朗的主要风险源头是美伊、沙伊等关系急剧恶化，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紧张，外部爆发直接冲突和内部经济恶化造成的政局不稳的威胁大幅度提升。

风险等级为“高”的国家大多数位于非洲、南亚和东南亚。风险等级为“高”的国家大多存在小规模冲突、暴力犯罪严重、政治动荡等问题。在一些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的国家，即将举行的大选使这些国家2019年的安全局势增添了很多变数。如印度大选可能发生的宗教种族冲突、印度尼西亚大选中右翼民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抬头都使得这些国家的安全风险不断增加。此外，美国的安全风险等级上升主要与中美关系恶化和美国枪支犯罪、仇恨犯罪泛滥有关；朝鲜的安全风险则主要来自于半岛局势的巨大不确定性；沙特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于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沙特有可能因为偶发事件发酵而出现动乱。

大多数国家的风险评级为“中”，即在预测周期中存在可信的威胁，但威胁事件并不一定发生。其中以加拿大为代表的部分国家通常被认为安全风险较低，但由于整体国际局势的变化及国内的移民政策、麻醉品政策等调整，其存在可信的威胁，因此风险等级定为“中”。

风险评级为“低”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国家以及经济较为发达，地理环境相对孤立，国内矛盾比较缓和的岛国和微型国家。

由于大数据和模型技术的提升和国际局势的变化，2019年蓝皮书对一部分国家的评级进行了调整。例如，由于乌克兰东部局势紧张，极右翼猖獗，结合乌克兰即将进行的大选，将乌克兰风险评级上调为“高”；津巴布韦在2018年国内局势相对稳定，现任政府对华友好且在国内有较高的支持率，经济改革也正在有效推行，因此将津巴布韦风险评级下调为“低”。

2019年全球最突出的五大安全威胁是大国博弈态势激烈、全球政治不稳定、认同政治兴起、全球腐败、贫富差距。中美博弈、美俄冲突影响全球安全形势转向；选举因素在2019年将持续影响各地区的安全环境；加上全球反腐不力、贫富差距逐渐拉大，2019年全球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一、大国博弈态势激烈。主要表现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表明中美矛盾正在激化；美俄在中东和东欧的地缘博弈持续深化；欧盟面临巨大的内外困难和压力；日本的未来政策走向存在不确定性；印度的大国雄心正推动其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取向。大国关系在2019年将日益错综复杂，地区与全球的政治经济恶化趋势明显。

二、全球政治不稳定趋势明显。首先是2019年亚洲多国处于大选周期，政治不稳定性增加，重点关注国家有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其次，欧洲政党分化加剧，右翼势力兴起，重点关注匈牙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再次，拉丁美洲经济状况恶化，“左右矛盾”激增，重点关注国家为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最后，非洲深陷政治暴力困境，重点关注尼日利亚、南非、苏丹。

三、认同政治兴起。2016年以来，“身份认同”正成为全球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多国，民粹主义政客上台，排外主义盛行，游行骚乱不断，这些因素伴随着经济纠纷发酵为社会冲突。其中较为典型的国家有意大利、越南。“宗教认同”带动宗教极端势力抬头，主要包括宗教保守派影响力扩大、宗教冲突难以减弱，典型的国家有印度、以色列。其他类型的认同也在持续影响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比如部族认同、环境认同等等。

四、全球反腐不力，腐败威胁持续发展。2019年全球腐败威胁恐将持续增加，影响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腐败问题呈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腐败问题尤其突出：以韩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的腐败特点表现为高层腐败；以菲律宾、柬埔寨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的腐败特点是司法执法腐败；以伊拉克、埃及为代表的中东北非地区的腐败特点是裙带腐败；以安哥拉、索马里为代表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腐败的特点是治理失败；以保加利亚、土库曼斯坦为代表的中亚、东欧地区的腐败特点则是转型时期制度缺失；以墨西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地区的腐败特点是制度性腐败；以欧委会为代表的欧美地区的腐败特点是“鱼子酱腐败”。

五、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国家和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这种巨大的不平衡造成大量不良影响，使国家内部社会治理难度增大，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上整体出现“左退右进”的态势，反全球化、反难民移民倾向加剧。

除了预测全球五大安全威胁以外，蓝皮书还针对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的重点国家与区域，挑选中国海外安全十大重点安全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与预判，包括：伊核问题恶化、美国国内局势不稳、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委内瑞拉局势、印尼宗教极端主义、印度大选冲突、巴西政党更迭、几内亚湾安全局势、缅甸若开邦局势、南非土地改革。

一、伊核问题恶化。2019年，伊核问题进一步发酵可能性很高。美国对伊政策是“极限施压”战略的延续，但“极限施压”战略很难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美国试图通过孤立伊朗来迫使其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乃至使其政权崩溃。“极限施压”将对依赖石油的伊朗造成严重障碍，石油产业的损失会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美国的强硬政策也很可能产生反效果，削弱伊朗温和派的地位，使伊朗的对外政策更加趋强硬。同时，油价波动和难以从伊朗进口石油会影响到中国的能源安全和海外利益。

二、美国国内局势不稳定。美国在公共安全领域长期存在着比较严峻的问题，国内政治生活严重割裂，阶层矛盾有所激化，国内极端情绪抬头。具体来说，美国国内枪支犯罪问题非常严重，大规模枪击案频发。随着两党政治分歧的不断加深，美国政治对立到达新高度，仇恨政治的滋生将对美国的政治社会稳定造成根本性威胁。此外，美国种族问题仍然是困扰美国国内局势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特朗普总统当选以来，种族歧视更有持续发酵之势。美国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缓慢，稳定性极大下降，贫富差距巨大，这也会加剧其国内局势的不稳定性。

三、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目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谱系覆盖范围广泛，引发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分歧，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严峻挑战。具体来说，多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参与组阁或成为议会主要政党，泛欧右翼民粹主义联盟正在形成。极右翼政党与传统主流政党较力，欧洲各国政治分裂严重并且有扩大趋势，双方更是在难民问题上针锋相对。随着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右翼民粹主义极有可能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议会席位，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将更加不容乐观。

四、委内瑞拉局势持续混乱。委内瑞拉政局不稳，经济状况恶劣，安全形势严峻，社会骚乱威胁极大。反对派仍以温和斗争为主，但委内瑞拉军方介入油气行业可能带来新的变数。具体来说，马杜罗优势胜选，反对派势力较弱，整合不足，且相对温和。长期以来，委内瑞拉过度依赖石油，经济结构问题严重。马杜罗在继续执政后，经济形势并未得到缓解，委内瑞拉想要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多元化，仍任重道远。在外交上，美国对委内瑞拉制裁加重，周边外交紧张。受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三方面的影响，该国社会安全形势处于不断恶化状态，恶性事件频发，社会动荡加剧。日益严峻的社会安全形势、持续通货膨胀以及美国的制裁将对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五、印尼宗教极端主义再度兴起。恐怖袭击事件不断，且有加剧风险。印尼的宗教极端主义趋势已经崭露头角，并在印尼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安全方面展现出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具体来说，佐科政府极端务实，这助长了印尼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印尼政治生活中伊斯兰教地位显著提升；普拉博沃的强人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合流，极端主义思想发展迅速；印尼经济环境不佳，印尼盾兑美元汇率10月以来屡遭重挫，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佐科与普拉博沃都提出民族主义经济政纲；极端组织在印尼渗透网络庞大，宗教宽容度降低。

六、印度大选可能引发国内冲突。莫迪连任几成定局，但国内矛盾仍在加剧，因种姓、宗教和不利于农民的政策造成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加深，大选期间可能集中爆发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问题在大选时期也更加凸显，尤其是性犯罪和破坏选举的袭击。具体表现在：莫迪的政策迎合主流印度教徒和工商业者，却严重损害了非印度教徒和农民的利益；莫迪新任期有一定的政策调整风险；宗教仇恨犯罪和达利特人的抗议活动的频次显着提高；印度国内多支恐怖主义势力和境外恐怖主义势力都对印度安全构成威胁。

七、巴西政党更迭加剧未来不确定性。博索纳罗的强人政治可能动摇巴西政体，巴西经济局势不够稳定，腐败严重，博索纳罗对华并不友好，贸易战背景下中巴关系可能出现波折。具体表现在：博纳索罗所在的社会自由党兴起，挑战传统大党地位；博纳索罗的国内地位并不稳定，面临议会碎片化和民众支持有限的困难；博纳索罗的改革措施可归纳为反腐败、削减赤字、贸易自由化和铁腕的社会治理政策，但能取得多大的成效仍有待观察。

八、几内亚湾安全局势不稳。几内亚湾海盗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值得关注，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国内局势不稳，影响外界投资信心，几内亚湾安全问题未来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建设、航运、油气资源投资等安全构成威胁。具体表现在：2016年以来几内亚湾海盗问题日益严重，且长期难以得到有效打击；“博科圣地”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在乍得湖地区尤其是尼日利亚东北部仍然猖獗，不能掉以轻心；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种族冲突问题加重，尤其是盛产石油的尼日尔三角洲新兴反政府武装对尼日利亚石油产业造成不利影响。

九、缅甸若开邦问题难以解决。缅甸民盟政府很难对“罗兴亚人”做出重大让步，但也会寻求国际合作，随着“罗兴亚人”的返程，已被军方控制的若开邦局势可能再次紧张，该地的安全风险在2019年仍然较大。具体表现在：缅甸“多宗教”背景下的佛穆冲突是若开邦问题的源头，且难以消除；若开邦冲突中佛穆双方均有极端主义行为，不能简单归责一方；若开邦问题已经演变为国际问题，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较大；流入中国的“罗兴亚人”难民可能造成消极影响，但若开邦冲突对中国在缅利益的直接威胁较小。

十、南非土地改革带来安全风险。南非的激进土改是“非国大”为了赢得黑人无地农民支持、降低失业率而提出的决策，南非土地改革会激化尖锐的种族矛盾，激进的土改政策可能导致南非社会骚乱，恶化外部环境。具体表现在：废除种族隔离多年后，绝大多数土地仍然由白人掌握，大量黑人无地耕种，多年土改的成果有限迫使“非国大”诉诸激进土改；南非恶性犯罪率不断增加，社会矛盾激化，无地黑人和白人农场主关系紧张；由于历史原因，众多无地黑人聚集在城市，即使得到可能也不愿耕种；而激进土改带来的土地价值暴跌、银行稳定降低等问题不容忽视。

总之，2019年世界安全形势将增加诸多变数。中东、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和南美洲的委内瑞拉仍属于高风险地区，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威胁和政治不稳定等因素将持续影响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稳定。由于极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抬头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等问题，传统上比较安全的欧洲和美国也出现一定的安全风险。大国竞争的加剧使全球安全环境变得日益复杂，某些大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将进一步削弱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