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海安】热点分析——苏丹南部再遭武装分子袭击 暴力事件持续升级

苏丹南部科尔多凡地区近期再次成为其国内武装冲突的焦点。9月3日，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及周边地区遭到未知武装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1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以来，苏丹局势持续动荡，战事逐步由首都喀土穆向达尔富尔、科尔多凡等地区扩散，地方武装、部族势力和政治派别相互交织，使苏丹国内安全形势长期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尤其是近年来，交战双方围绕战略通道、重要城镇和资源地区展开反复争夺，冲突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化、碎片化趋势，平民伤亡、人口流离失所和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多次警告，持续的军事对抗正在进一步削弱苏丹国家治理能力，并加剧地区安全风险。

一、军政矛盾长期积累成为本轮苏丹内战源头

理解此轮苏丹内战，首先需要追溯到巴希尔长期统治时期。1989年，巴希尔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此后长期依靠军队、安全机构以及各种地方武装维持统治。在其执政近30年的过程中，苏丹中央政府与边缘地区之间长期存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和资源分配矛盾，达尔富尔、南科尔多凡、青尼罗等地区尤其突出。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地方反政府武装，逐渐发展出大量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武装力量，其中后来成为快速支援部队（RSF）的民兵力量便与达尔富尔战争中的金戈威德民兵存在密切历史联系。

快速支援部队由达加洛，即“赫梅蒂”领导。在巴希尔统治后期，RSF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拥有独立指挥体系、军事装备和经济来源的重要武装力量。与此同时，苏丹武装部队（SAF）作为传统国家军队，也拥有庞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由此，苏丹实际上形成了“一国多支武装力量并存”的特殊政治结构。两支力量虽然曾经共同服务于巴希尔政权，但随着巴希尔政权倒台，其内部利益冲突逐渐由幕后竞争转变为公开的权力斗争。

2018年底开始，苏丹因经济恶化、物价上涨和面包价格上涨等问题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2019年4月，巴希尔最终被军方推翻。此后，苏丹军方与要求建立文官政府的抗议力量进行谈判，并最终形成军民共享权力的过渡安排，而后哈姆杜克出任过渡政府总理。

然而，巴希尔虽然下台，但旧有军事权力结构并没有真正瓦解。苏丹武装部队领导人布尔汉成为过渡主权委员会主席，而赫梅蒂领导的快速支援部队同样进入国家权力核心。两人表面上共同参与政治过渡，实际上却分别掌握两套相对独立的军事和经济体系。由此形成了苏丹政治转型过程中最根本的矛盾：文官力量希望推动军队退出政治，军方则希望继续掌握国家政治和经济权力；而军方内部又存在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权力竞争。

2021年10月，布尔汉与赫梅蒂等军方领导人发动政变，拘押哈姆杜克及部分文官政府成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后，国际社会推动苏丹重新建立文官政府。2022年12月，各方签署框架协议，试图恢复民主过渡进程。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安全部门改革以及如何处理SAF和RSF两支武装力量的关系。按照改革设想，RSF最终需要纳入国家正规军事体系，但双方对于整合时间存在严重分歧。

这实际上成为后来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布尔汉希望尽快将RSF纳入国家军队体系，以恢复军队对国家武装力量的垄断；赫梅蒂则担心一旦RSF完全并入SAF，自己及其政治经济集团将失去独立军事能力和政治筹码。与此同时，两人都试图利用政治转型争取更大的国家权力。随着文官政府建立时间表不断推进，SAF和RSF之间的军事对峙迅速升级。

2023年4月15日，SAF与RSF在喀土穆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双方最初围绕机场、军营、总统府等关键设施展开争夺，随后战火迅速蔓延至苏丹其他地区。由于两支武装力量均拥有较强军事能力，战争很快从首都争夺演变成全国性冲突。

二、内战长期化进一步加剧苏丹国内困局

苏丹内战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大规模人员死亡和人口流离失所。根据近期国际机构和媒体报道，战争持续三年多以来，至少已有约5.9万人死亡，流离失所人口达到约1300万至1400万人，苏丹已经成为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

从目前情况看，苏丹内战已经很难通过单纯军事手段迅速结束。SAF虽然逐渐恢复对部分中部地区的控制，但RSF仍然拥有较强的地方动员能力和资源网络；与此同时，达尔富尔、南科尔多凡、青尼罗等地区的地方武装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诉求。因此，即便SAF与RSF未来达成停火，也并不意味着苏丹国内所有武装冲突能够同步结束。

更值得警惕的是，苏丹正在出现事实上的区域分裂趋势。SAF控制区主要依托东部和北部，RSF在达尔富尔等西部地区具有较强影响力，而科尔多凡等地区则成为双方争夺以及地方武装扩张的重要空间。如果这种局面长期持续，苏丹可能出现中央政府实际控制能力进一步下降、地方武装割据加深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碎片化的局面。

从地区安全角度看，苏丹长期内战还可能进一步冲击红海航运、非洲之角安全以及埃及、乍得、南苏丹等周边国家的稳定。大量难民向周边国家外溢，武器和武装人员跨境流动，也会增加萨赫勒地区、红海地区以及非洲之角既有安全问题之间相互联动的风险。

总体来看，苏丹内战的本质已经从最初的军方内部权力斗争，逐渐演变为国家权力竞争、地方民族与部族矛盾、资源争夺以及地区和国际力量介入相互叠加的复杂冲突。近期南科尔多凡州再次出现严重平民伤亡，表明战争并未随着主要战线变化而缓和，反而正在向地方化、碎片化和长期化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外部武器援助持续存在、双方缺乏政治互信以及地方武装不断壮大的情况下，苏丹短期内实现全面停火仍面临较大困难。未来苏丹局势的最大风险，不仅在于SAF与RSF继续进行军事对抗，更在于长期战争可能形成多个事实控制区，使苏丹从“内战国家”进一步向“高度碎片化国家”演变，并由此成为非洲东北部和红海地区新的长期安全风险源。